袁隆平 杂交水稻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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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在地球的东方一个文明古国的广阔土地上, 爆发了震撼世界的第二次“绿色革命”。在这场“绿色革命”中,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袁隆平摘下绿色王国中“杂交水稻”这颗瑰丽的绿宝石。由于他在杂交水稻研究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 国际同行誉之为“杂交水稻之父”。有人甚至将他的杂交水稻发明誉为中国继火药、 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之后的第五大发明。袁隆平因此获得了迄今为止独一无二的国家特等发明奖,并获联合国粮农组织颁发的拯救饥饿奖等8项顶尖级国际大奖。1998年,一家权威的知识产权评估认定袁隆平这个名字的无形资产“品牌价值”高达1000多亿元人民币。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12亿人口的大国,在耕地面积不断缩小的情况下,能用占全世界7% 的耕地,养活占全世界22%的人口,还能够丰衣足食,这里就有袁隆平作出的杰出贡献。他使过去亩产只有300多公斤的水稻产量增加到亩产500多公斤。现在, 他在全力攻克全世界最难的农业科研课题,要在两年内将“超级杂交水稻”从亩产500多公斤增加到亩产800多公斤。


  1999年建国50周年前夕,正当大江南北的农民沉浸在丰收的喜悦, 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之时,在古城长沙的马坡岭农业高科技园国家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心主任袁隆平向新闻界披露:两年内,由他主持研究的“超级杂交水稻”计划将有重大突破。


  这样一位举世瞩目的科学家,他是怎么成长起来的?他是如何走向国际大舞台的?

 

  苦难童年

 

1930年9月1日,袁隆平诞生在北京(平)协和医院。 袁隆平的父亲袁兴烈当时任平汉铁路局秘书。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袁隆平一家和全国千千万万个同胞一样, 向后方逃难。1938年底,8岁的袁隆平,随父母一家七口从汉口动身,逆水而上至湖南。逃难途中,历尽艰难,时刻担心敌机轰炸。饥饿和死亡在威胁着全家。1938年冬抵达宜昌, 时值农历除夕,全家就居住在北风呼啸的木船上。1939年春在滚滚的长江上经过长途颠簸之后, 到达了重庆。仲夏的一天上午,袁隆平和弟弟来到重庆朝天门的坝滩上, 只见沙滩上摆满了几百具被敌机炸得血肉模糊的尸体。面对国难日益深重,家破人亡的种种情景, 每一个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无不痛心疾首,满腔义愤。袁隆平和30年代降生的所有中国儿童一样, 受尽了折磨。但是,动荡的年代,又使他学到了和平年代学不到的许多知识,严酷的现实, 使袁隆平从小就立志,今后要做到一个使中国富强,不受外国列强欺侮的人。 在这些残酷而痛苦的现实面前,袁隆平逐渐成熟起来。

 

求学时期

 

1942年秋季,袁隆平从重庆市龙门浩中心小学毕业,进入复兴中学。 学校的规模大了,教师同学多了,所开设的课程也增多了,增加了代数、几何和物理,视野一下子开阔了很多,一切都使他感到十分新奇。他在学习中最大的特点是喜欢思考,善于提问,爱刨根问底。 他不仅学业成绩十分优异,而且兴趣广泛,求知欲强,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1946 年抗战胜利后,袁隆平随父亲回到汉口,并在汉口博学中学读高中, 后又随父亲工作变动到南京,进入南京中大附中读书,在那里学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高中毕业, 袁隆平报考了重庆相辉学院的农学系。1949年8月,袁隆平来到了重庆北碚夏坝相辉学院。


  1950年11月,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建立了西南农业大学, 夏坝相辉学院的农学系,并入西南农业大学。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使袁隆平张开智慧的双翅,在知识的太空中翱翔。袁隆平的英语和俄语基础十分扎实,在图书馆,他阅读了国内外各种学术杂志和著作, 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对生物学领域一些重大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他开始接触当时世界上著名的生物学家如米丘林、李森科、孟德尔、摩尔根等不同的学术观点和科学思想, 积累了大量的学术资料,打下了十分牢固的专业基础知识。

 

走向社会

 

1953年夏天,袁隆平从西南农大毕业, 被分配到湖南省西部山区雪峰山麓的黔阳安江农校,从此开始了他19年的教学生涯。50年代时我国的教育体制、教学内容全盘照抄苏联, 生物学中主要向学生讲授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他按照其理论进行无性杂交、环境影响、营养等方面的试验, 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西红柿接在马铃薯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企图得到经济性优良的无性杂种,但都未能获得成功。60年代,他从阅读外文杂志中获悉,欧美学派的孟德尔、 摩尔根创立的染色体、基因遗传学,对衣种繁育有重大指导作用,他开始大胆地向学生传授染色体、 基因学说,讲杂种优势利用在作物育种中的广阔前景,同时, 开始向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方向探索,一边从事教学,一面从事科研工作。


  光阴荏苒,袁隆平大学毕业一晃就过了几年,已到了大龄青年的他仍然是孑然一身。 热心的同事朋友们纷纷给袁隆平张罗对象。但是,总是介绍一个吹一个, 姑娘们对袁隆平敬而远之。有一次,一位男同事陪袁隆平去“相亲”,袁隆平与女方见面后, 女方没有相中袁隆平,反而相中了介绍人,让人啼笑皆非。为什么呢?因为年轻时的袁隆平生活太随便, 他不仅衣着朴素,而且不修边幅,衬衣穿脏了,把衣领翻个边又继续穿。 上课时找不到黑板刷子他就用衣袖擦黑板,所以他穿的衣服总是脏兮兮的。


  1956年,袁隆平被派到邻近一所中学去代课, 一位慧眼识珠的年轻女教师为袁隆平的才华和抱负所倾倒,他们很快就坠入爱河。多次求偶受挫的袁隆平终于找到了一个知音, 令他感动不已。不料,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运动却打断了他的好梦。在反右斗争中, 袁隆平由于平时不太关心政治,又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安江农校出现了批判袁隆平的大字报, 他险些被划为“中右”。消息传开,学校领导找那位女教师谈话了,“要爱情还是要进步?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面前,这位姑娘也终于退却了。经过这次打击,袁隆平对爱情婚姻有点心灰意冷了, 但他很快就把自己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中去。1960年7月,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块实验田里发现了一株天然杂交稻,便萌生了要搞杂交水稻研究的大胆设想。 杂交水稻研究属于世界性难题。因为传统理论认为,水稻为自花授粉植物,没有杂交优势。 袁隆平立志要攻克这道世界难题。一心扑在教学和科研事业上的袁隆平,终于感动了一位贤淑的姑娘, 这就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邓则。邓则本来就是袁隆平的学生,1957年安江农校毕业之后,分配在黔阳县农业局当技术员,由于特殊的家庭原因,致使邓则到25岁还没有结婚。经教师和同学牵线, 本来就对袁隆平满怀敬意的邓则满口答应了。他们没有过多的花前月下,也没有置办任何结婚物品, 两个相知恨晚的大龄青年, 利用邓则来安江农校参加职工运动会的机会(邓则是业余篮球运动员),仅用50元钱的喜糖举行了一个实在俭朴的婚礼。结婚时,袁隆平33岁,邓则25岁。

 

绿色革命

 

1960年,袁隆平从《参考消息》上看到一条新闻:英、 美遗传学家克里克和沃森根据孟得尔、摩尔根学说,已于1953年研制出遗传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 使遗传学研究进入分子水平,从而获得诺贝尔奖。遗传学不仅在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 在实践上也广泛运用于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这些事实表明,孟德尔、 摩尔根的遗传学对作物育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说50年代,袁隆平是米丘林、李森科学说的虔诚信徒,60年代, 他已完全转变成为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的忠实宣传者和自觉实践者。 袁隆平下决心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学过的专业知识,尽快培育出亩产过400公斤、500公斤的水稻新品种, 让粮食大幅度增长,用农业科学技术战胜饥饿。


  1960年7月的一天,下课之后,袁隆平匆匆来到校园外的早稻试验田,他那敏锐的目光,停留在一兜特异“鹤立鸡群”的水稻植株上,他仔细数了数穗数和粒数,足有10余穗, 每穗有壮谷160~170粒,比其它稻穗要多。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有了较深研究的袁隆平,从理论上进一步论证了“鹤立鸡群”稻株是地地道道的“天然杂交稻”。由此可见, 杂交稻存在明显的优势,他由此预见,搞杂交水稻研究,有十分光辉的前景,并为此开始了研究杂交水稻的探索之路。他设想了利用水稻雄性不育性,通过培育不育系、保持系“三系”配套方法, 来代替人工去雄杂交,生产杂交种子的路子,并在中国科学院出版的《科学通报》1966 年第四期发表了《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 由于发表了这篇对杂交水稻而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在动荡环境中,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受到了国家科委和省有关部门的“特殊保护”。


  1968年,为了加快育种的步伐,袁隆平把杂交水稻科研的战线向南延长到云南和海南岛。每年10月,当寒风席卷洞庭湖畔时,他带领助手到南国育种去了。在那里, 他们曾经历了地震的考验,经受了酷热的煎熬。无数次在烈日下,他们带上干粮来到田间, 常常在水田中一泡就是几小时,顾不上中暑的威胁,耐心地观察,忘我地工作,渴了,饿了, 就坐在田埂上喝几口水,啃几口馒头……1970年的一天, 他们在海南岛上一片沼泽地的小池塘边发现了雄性败育的野生水稻—“野稗”,因此为杂交水稻科研打开了突破口, 成为杂交水稻材料探索中的一个重要转折。1973年第一个具有较强优势的杂交组合“南优2号”获得了成功。


  杂交水稻在实践中立刻显示了它的增产效应,单产一般比常规稻增产20%左右。1975年,全国多点示范杂交水稻5600多亩,1976年迅速扩大到208万亩,并在全国范围开始大面积种植。目前,杂交水稻年种植面积超过了2亿亩,占水稻总种植面积的51%, 而产量约占水稻总产的60%。


  为把理想变为现实,袁隆平又继续奋斗了12个春秋,1977年, 他在《中国农业科学》上发表了《杂交水稻培育的实践和理论》这篇重要的论文,认真总结了10 多年来杂交水稻育种的丰富实践经验,从理论上和实践的结合上, 深刻阐述了杂交水稻育种中的几个重大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同时,再一次预见杂交水稻“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蕴藏着巨大的增产潜力”。这篇论文的发表,对于杂交水稻的进一步发展,扩大“三系杂交水稻”的成果, 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杂交水稻的成功带来了巨大效益, 为解决中国的粮食需求问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这项成果1981年获得了国家特等发明奖。1981年6月6日,国家科委、 国家农委在北京联合隆重召开籼型杂交水稻特别奖发明奖授奖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王震、万里、 方毅出席授奖大会,并先后在会上讲话。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说:“籼型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 丰富了水稻遗传育种的理论和实践,在国际上遥遥领先,为中国争取得荣誉。美国、日本、 印度、意大利、苏联等十几个国家的科学家、开展杂交水稻的研究已有十几年的历史, 但都还处在实验阶段,而我们是走在前面了。”著名科学家周培源、金善宝、钱学森参加了大会。 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授予特等发明奖的大会。6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消息,当天还同时发表了《争当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勇士》的社论。


  杂交水稻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它的发明人—袁隆平, 作为世界第一位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先后获得了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杰出发明家”金质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英国让克基金会“让克奖”、美国费因斯特基金会“拯救世界饥饿奖”、 何梁何利基金奖、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保障奖”、日本“日经亚洲大奖”、 日本“越光国际水稻奖”等荣誉,并被授予作物杂种优势利用世界“先驱科学家”称号。

 

新的起点

 

成功与光环并没有使这位科学家止步。1986年,他站在更高的起点上, 提出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将杂交水稻的育种从选育方法上分为三系法、两系法和一系法三个发展阶段, 即育种程序朝着由繁至简而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 从杂种优势水平的利用上分为品种间、亚种间和远缘杂种优势的利用三个发展阶段,即优势利用朝着越来越强的方向发展。 根据这一设想,杂交水稻每进入一个新阶段都是一次新突破,都将把水稻产量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1987年,国家“863”计划将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立为专题,袁隆平挂帅组成了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


  1995年8月,在湖南怀化召开的“863”计划两系杂交中稻现场会上, 袁隆平郑重宣布:我国历经9年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可以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正如袁隆平在育种战略中所设想的,两系法杂交稻确实表现出更好的增产效果, 普遍比同期的三系杂交稻每公顷增产750~1500公斤,且米质有了较大的提高。现在,在生产示范中,全国已累计种植两系杂交水稻1800余万亩,比1996年扩大了近4倍。目前,国家“863 ”计划已将培矮648系列组合作为两系法杂交水稻先锋组合加大力度在全国推广。


  据说在湖南农民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吃饭靠‘两平’,一靠搞责任制的邓小平,二靠培养出杂交稻的袁隆平。”这是一靠改革、二靠科学的形象说法。

 

再攀高峰

 

1998年8月,袁隆平向新的目标、新的高峰发起冲击──选育超级杂交水稻!他向朱 基总理打了一个报告:请求支援。这是一个世界级难题。近10多年来, 培育超高产水稻品种一直是国内外水稻研究上的重点、热点和难点。日本率先在1980年制定了水稻超高育种计划,目标是15年内育成比原有品种增产50%的超高产品种,这项计划至今尚未实现。1989年国际水稻研究所提出培育“超级稻”,目标是到2000年育成单产潜力比现有纯系品种高20%~25%,但因技术原因, 他们已宣布推迟5年完成。


  超级杂交水稻课题是由袁隆平在1997年正式提出来的。现在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已获得小面积试种成功,亩产达到800公斤。目前,正走向大面积试种推广中,计划在今年完成。


  朱总理闻讯后非常高兴,立即从总理基金中划拨1000万元,予以支持, 并请人转告袁隆平,国务院将全力支持他的研究。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大厅内, 有一幅袁隆平的亲笔题词: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为了让杂交水稻造福人类,袁隆平立下心愿, 要让杂交水稻走向世界。正如他所说的:杂交水稻这一科研成果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衷心希望这项成果不但能增强我们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吃饭问题的能力, 同时也为解决人类仍然面临的饥饿问题作出更大的贡献。


  几年前,国外曾有人公开撰文说,到下世纪20年代,中国人将达到16亿,那时,谁来养活中国?谁来拯救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粮食短缺和动荡危机?当时,袁隆平站了起来, 他挥动着长满双茧的手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中国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如今,中国大地有一半的水稻面积和60%的水稻产量是这位科学家培育出来的杂交水稻,水稻平均亩产从1950年的140公斤增至1998年的450公斤。从1975年至1998年,累计增产粮食3.5亿吨,相当于每年解决了3500万人的吃饭问题。目前,世界上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正在研究杂交水稻, 联合国粮农组织也把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杂交水稻技术作为该组织的一项战略计划。受联合国粮农组织之聘, 袁隆平担当首席顾问,多次赴印度、越南、缅甸、孟加拉等国指导杂交水稻育种和繁殖制种技术。同时, 还为这些国家培训杂交水稻技术骨干。从1981年至1998年,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共举办了12 期国际杂交水稻培训班,培训了来自20个国家的约200名科技人员。在中国的帮助下,越南和印度的杂交水稻达20万公顷,印度为10万公顷,并取得了比当地良种每公顷增产1~2吨的效果。杂交水稻在解决世界的饥饿问题上正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正如美国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所说的:“随着农业科学的发展,饥饿的威胁在退出。 袁(隆平)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营养充足的世界。”由于袁隆平对科学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党和政府给予他许多荣誉。 他先后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先进科研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杂交水稻专家顾问组组长。袁隆平没有在荣誉和鲜花面前陶醉, 他仍然潜心致力于他的杂交水稻研究,仍在孜孜不倦地献身于科学。


  最后,我引用袁隆平的一件往事和一句寓意深刻的话作为本文结语:70年代初期,在杂交水稻处于攻关阶段,每逢春节, 袁隆平都坚持在海南岛育种基地。1974年新春佳节,袁隆平的夫人邓则到广东出席生物防治会议, 趁此机会顺道到海南看望丈夫。年初一那天,袁隆平带着妻子来到三亚的天涯海角,只见茫茫的大海上, 一只只海鸥,张开强劲的翅膀,搏击狂风巨浪,向前奋飞。袁隆平触景生情, 对身旁的妻子说:“我们过去只不过是洞庭湖边的麻雀,现在却要做太平洋上的海鸥了!”现在,袁隆平那句富于诗情画意的话已经变成了现实,袁隆平和杂交水稻, 正展开腾飞的翅膀,飞过黄海、东海、渤海和南海,横跨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从中国走向全世界。

 

 

作者:黄健(广西新闻出版局副局长)